那三年 波澜起伏那三年忆邓小平领导国务院政研室

时间:2020-11-25来源:未知
我的印象,在党的历史上,中央副主席(而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直接领导一个中央部门的事似乎很少。1975年至1978年,邓小平领导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恐怕是这很少的事中的一桩,而且是相当精彩的一桩。众所周知,从1975年到1978年,这是一段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经历了大起大落、大落大起的历史,也是邓小平本人大起大落又大落大起的

我的印象,在党的历史上,中央副主席(而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直接领导一个中央部门的事似乎很少。1975年至1978年,邓小平领导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恐怕是这很少的事中的一桩,而且是相当精彩的一桩。

众所周知,从1975年到1978年,这是一段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经历了大起大落、大落大起的历史,也是邓小平本人大起大落又大落大起的一段历史。国务院政研室从1975年成立到1979年并入中央办公厅研究室,大体与这一段波澜起伏的历程相始终。那几年,我正好在这个单位工作,回想起来,那真是一段值得记忆的历史。

由来

成立政研室,我最早是从胡乔木那里得知的。1975年6月的一天,我忽然接到胡乔木的电话,约我见面。他告诉我,现在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需要有一个研究室为他服务,做政治思想理论方面的工作。他说,这个工作很有意义,邓小平已经找过他,他也已经决定参加这个工作,希望我也同他一起参加。“文革”以来,我已9年没有工作,这年上半年虽然在国家计委做些研究的事情,但不过是当“客卿”。现在有这样好的一个工作让我去做,我当然十分兴奋。

胡乔木还告诉我,邓小平考虑为了工作方便,把这个研究室设在国务院而不设在党中央。写到这里,我想说明一个情况,很多人以为邓小平从1975年初开始主持党中央、国务院工作了,不少著述也这么写,其实并不确切。这年年初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后,邓小平作为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而这时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是王洪文,邓小平是7月初才开始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胡乔木没有说明为什么这样才方便,不过我一听就明白:那时,王洪文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意识形态的几个党中央部门更是控制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手里,政研室归属党中央将很难展开工作。

建立政研室的由来,我后来知道了更多一些情况。邓小平有这个想法是在这年年初,但是一开始并没有说成立政治研究室,而是说要找一些人当顾问,也就是说一开始的工作领域比较宽。这年1月6日,邓小平约胡乔木谈话,考虑由胡乔木、吴冷西、胡绳、李鑫等人当国务院顾问,像过去“钓鱼台的班子”那样写一批反修反帝的文章。邓小平说,写这些文章要多找一些人,多带一些徒弟,组织一个写作班子。他还出了一些题目,如三个世界的划分、苏联的社会性质、战争与和平问题、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等等。邓小平找胡乔木谈话的前一天,1月5日,中央刚刚发出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通知,毛泽东也已经提议邓小平任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些都说明邓小平将在中央最高领导层负起更为重要的责任,大概出于即将开始的繁重工作的需要,邓小平考虑组建一个“秀才班子”。

不知什么原因,邓小平同胡乔木这次谈话之后,这件事拖了几个月。直到6月8日,邓小平再次找胡乔木谈话,才重提此事。这次邓小平说不要叫“顾问”了,打算成立一个政治研究室。胡乔木提议名单加上于光远,邓小平同意了。6月15日,邓小平在给当时还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的信中附写了一段话:“另,国务院设政治研究室,先由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等同志组成,以后再吸收一些人,特别是年青一点人,培养做理论工作。此事亦请一并提政治局审议。”

胡乔木找我谈话是在邓小平写信之前还是之后,我已记不起来了。不过,不久以后就下发了成立政研室的通知。

建室

1975年7月5日,国务院发出政研室负责人的正式任命。

政研室的负责人一共七位。前面说的邓小平写的那封信只提到六位,后来又加上了邓力群,排名是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七个人的职务都没有主任或副主任的名义,只叫“负责人”,胡乔木排在最前面,当然是主要负责人。我理解,这表明七个人的任命还带有临时性质。这个“临时性质”意味着什么?当时我想了一下,还是不很明白,不知是否邓小平考虑还要改变名称或是改变归属,或者是为了什么。我不清楚也从来没有问过胡乔木。直到现在,我也没有研究出来。

国务院的正式任命下达之前,政研室实际上已经开始工作。6月下旬,胡乔木召集政研室几位负责人开会,传达邓小平的指示,说政研室是国务院的直属机构,主要任务是撰写反修文章,像过去钓鱼台写作班子那样。胡乔木还说,邓小平已经出了几个题目,要收集大量材料,写出系统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文章。邓小平还说,我们报刊上多年来已没有这样的文章,现在的文章,只有结论,没有论证,不能说服人。邓小平这番话批评的是当时流行的文风,不过我们心里清楚,其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把持意识形态领域的“四人帮”的。

第一次谈话

政研室负责人的任命下达后第五天,7月9日,邓小平第一次召集政研室负责人集体谈话。忘了什么原因,邓力群没有参加。

“文革”前我同邓小平只有很少的几次接触,记得起来的,一次是党的八大,他是大会秘书长,我被他安排在会上作了发言;一次是在他领导下,参加写作同苏共论战的“九评”文章的一篇(顺便说一句,“钓鱼台的写作班子”指的就是写作“九评”文章的班子);还有一次是1963年底,我随聂荣臻去毛泽东那里汇报第二个科技发展远景规划,邓小平也在场,我还在他讲话时插了话。“文革”以来,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得知他要召见我们,我想,经过九年磨难他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邓小平微笑着对每个人点头,同每个人握手。坐定后我仔细端详他:神采不减当年,不见带一点憔悴,九年沧桑没有刻在他的脸上。他简单问了问每个人的情况,然后传达了毛泽东关于百花齐放和文艺问题的指示。这个月毛泽东曾谈到文艺问题,说“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后,邓小平说,除百花齐放外,还有一个百家争鸣的问题;要防止僵化;现在的文章千篇一律,是新八股;“双百”方针没有贯彻执行,文学艺术不是更活泼、更繁荣。他还谈到科学工作,指出现在对基础理论不重视,只搞应用科学,这样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不行。

这年上半年,邓小平抓铁路、钢铁、军队的整顿,颇见成效,大得人心。但是“四人帮”控制的意识形态领域,依然是一片凋零,万马齐喑。他力图在文化教育领域打开缺口,毛泽东想作些政策调整,当然提供了有利条件。邓小平告诉我们,他不熟悉这方面的情况,政研室要收集有关文化、教育、科学、出版等方面执行“双百”方针的材料。他还说政治局将讨论这个问题。

这次集体谈话之前,6月29日,邓小平还同胡乔木有次单独谈话,要政研室代管学部。这是邓小平第二次提到此事,第一次是6月8日他同胡乔木的谈话。学部全称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文革”前由中国科学院和中央宣传部双重领导,行政组织归中科院管,业务归中宣部管,中宣部又把分管的具体工作落实到科学处;“文革”后期由国务院科教组代管;1975年四届全国人大召开恢复教育部后,又由教育部代管。这个单位集中了一大批我国社会科学界的专家学者。邓小平要政研室一定把学部管起来,还提出学部要办一个综合性刊物。胡乔木提出学部的业务工作由政研室管,政治工作和行政工作由国务院办公室管。邓小平同意了,并随即责成中组部提出学部负责人选,由一位国务院副总理召集国务院办公室、政工组和原代管学部的教育部发出正式通知。

到这时,我们基本上了解了政研室的工作任务:一是撰写理论文章,二是收集文艺、教育、科学、出版界的材料,三是代管学部,出版刊物。除了这些,政研室还有一件重要工作,就是编辑《毛泽东选集》,当时首先是编辑第五卷。这些任务都是邓小平确定的。我理解,邓小平给政研室提出这些任务,都是围绕整顿工作来考虑的。编《毛选》带有抓理论旗帜的意义,可以把毛泽东过去一些好的和比较好的思想作为武器,也可以削弱“四人帮”的毛泽东思想代言人的地位。撰写理论文章,进行调查研究,办思想理论刊物,可以为整顿工作提供阵地,作舆论宣传。代管学部,则是组织理论队伍。政研室人数很少,但在邓小平心目中是同”四人帮”斗争的一个有力依靠。归纳起来,就是要抓旗帜、抓阵地、抓队伍。

分工

邓小平同我们谈话后的第二天,7月10日,胡乔木召集政研室负责人开会,对工作作了分工。政研室的工作分两摊子,一摊子是编辑《毛选》,主要由吴冷西、胡绳、熊复、李鑫负责,另一摊子是做调查研究和其他工作,主要由我和邓力群负责,胡乔木负责全面。这只是一个大致的分工,虽然一直到后来没有变,但是也有一些调整。

这两摊子都在中南海办公,但地点不在一起。编《毛选》的人在西四院,其他的人在武成殿后殿。两摊子的一般工作人员相互间接触不多,但几个负责人还是一个整体,经常在一起商讨工作。起初,政研室的内设机构并不健全,后来逐步调进一些工作人员,成立了几个组,有国内组、国际组、理论组、资料组,几个组的负责人记得有林涧青、王飞、王子野、陈道、丁树奇、李之敬。

在西四院的四个人工作的情况不完全一样。这里我想多交代几句李鑫这个人的情况。李鑫在“文革”前名不见经传,他本来是教育部政治教育司的一般干部,被康生看上后,调到康生身边做秘书,后来又调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文革”初期,原先编《毛选》的主力田家英自杀身亡;执掌中央办公厅的杨尚昆“文革”前夕即蒙冤降职调离,“文革”之初更是被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而身陷囹圄;毛泽东的另一秘书胡乔木也在“文革”中被“冷藏”在家里;陈伯达则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垮台。陈伯达垮台后,康生受命主持编《毛选》的工作,康生之下是李鑫组织一个班子做这件事。1975年领导这项工作的加上了邓小平,这时康生病重,管不了这件事了,邓小平就想办法,把李鑫吸收到政研室,编《毛选》的工作也就一起拿过来了。于是,李鑫同其他六个人并列为政研室负责人。我的观察,李鑫人虽然到了政研室,但内心是既高兴又不高兴。高兴的是,他觉察到张春桥、姚文元可能还加上江青很想把编《毛选》的大权抓在手里,由邓小平负责这个工作,可以增加安全感;不高兴的是,现在有胡乔木在他上面,他就唱不成主角只能唱配角了;而且胡乔木编《毛选》有自己的一套主张,他不会同意(这从1978年底中央工作会议上李鑫的发言中可以听出这个意思)。所以,李鑫参加这个工作,同其他参与这一工作的人心态是不同的。李鑫当时完全在西四院,从来不到武成殿这边来,他在西四院的具体情况我不了解。粉碎“四人帮”以后,李鑫重新负责编《毛选》的具体工作,在1977年4月出了这本书的第一版。西四院另外几个人的情况是:吴冷西、胡绳、熊复主要是编辑李鑫提供的素材,然后交给胡乔木改,三人中实际是吴冷西主要负责,具体修改是吴冷西和熊复做得多一些,因为胡绳还另有工作,分工联系学部。

武成殿这边我和邓力群负责做的工作有这么几项:一是参加一些文件的修改;二是撰写理论文章;三是收集文艺、教育、科学、出版方面的一些情况;四是代管学部和直接指导学部的若干研究所,并且办一个刊物。联系学部的工作由胡绳和我分别负责。当时学部机关和大部分研究所在东城,经济研究所在西城,胡绳联系学部机关和东城的那些研究所,我联系西城的经济研究所。除此以外,我还负责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这个单位是邓小平和分管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要我去建立的,我担任了这个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1975年邓小平抓全面整顿时,除了新建国务院政研室作为他的助手,基本上是依靠原有机构,唯一的例外是在国家计委内建立了这个研究所,因此我很重视这个研究所。

政研室的直接领导人就是邓小平,因为除他之外,它再没有别的上级。邓小平经常直接召见胡乔木或召集我们谈话,下达指示,部署工作,胡乔木也是直接向邓小平汇报请示。这表明邓小平对政研室的工作是看得相当重的。

读文件

这里说的“读文件”,其实是政研室负责人集体阅读和讨论准备编入《毛选》第五卷的篇目,这样的集体阅读和讨论,当时我们叫“读文件”。

前面说了,编《毛选》的程序一般是李鑫提供素材,由吴冷西、胡绳、熊复加上李鑫先编辑出初稿,由胡乔木阅改,然后政研室负责人集体讨论,再送邓小平审定。对一些比较重要的文稿,邓小平则直接召集我们“读文件”。7月9日那次他同我们集体谈话,实际上就是第一次“读文件”。从政研室成立到“反击右倾翻案风”之前的三个来月中,邓小平召集我们“读文件”就有七次。

这样的“读文件”,并不只是单纯讨论文稿,邓小平经常“借题发挥”,谈一些有鲜明针对性的意见。前面提到的7月9日那次,当读到毛泽东文稿中有关对犯错误的人要一看二帮、不要幸灾乐祸的论述时,邓小平说现在很多人就是不实行这一条。这个话显然是针对“文革”中把人一棍子打死的错误做法的。8月8日“读文件”提到泥塑老艺人杨士惠,提到要开专科学校时,邓小平说现在有后继无人的现象,北大有个原子能专家黄昆,现在学校让他改行了,很可惜。他还提到科学家张文裕有个谈话讲科研工作赶不上生产发展的需要,这个谈话好,他已经送给毛主席了。这次他还讲到军队里事事都集中到党委也不行,必须还有各种职能机构和管理指挥系统。9月10日“读文件”,邓小平讲得更尖锐。他说,不要吹什么中国第一这句话,就是不要吹,社会主义不是靠吹能吹出来的。他还说,要全面宣传毛泽东思想,现在的宣传有很大的片面性,对毛主席的思想各取所需,把毛主席的思想割裂了;现在只讲斗争,不讲团结,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丢掉了;毛主席在七大报告中讲的三大作风,延安整风报告讲的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都仍然有重大现实意义,要重新宣传毛主席这些思想,用来反对修正主义,反对派性,反对新八股;七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有重要现实意义,要大讲增强党的团结,加强党的统一领导。他要求政研室抓紧写文章,摆事实,讲道理。我们在座的人一听,就知道他针对的是“四人帮”,是“文革”中那一套极左错误。这样的话好多年没有听过了,实际也是我们的心里话,我们听了以后不仅感到痛快,更感到有一种力量。

邓小平还经常在“读文件”的过程中传达毛泽东最近的一些指示。前面说的他第一次召集政研室负责人谈话,就传达了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现状的批评。毛泽东关于电影《创业》、电影《海霞》、《化石》杂志的批示,关于“安定团结为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指示,都是邓小平利用这样的机会传达给我们的。这些事情的经过,后面我还会写到。

我觉得这是邓小平在当时条件下的一种工作方式。他用这种方式向我们传递他的看法、意见和主张,通过我们传达到政研室一般工作人员,然后在思想理论领域加以贯彻实施。对此,我们心领神会,每次读完文件我们就回政研室作传达,让大家心中有数,以便贯彻落实。

当然,除了“读文件”,邓小平也单独找胡乔木谈话,或者胡乔木单独去向邓小平汇报工作。

《汇报提纲》

按照邓小平的指示,政研室在几个方面展开了工作。除了编《毛选》五卷,政研室在邓小平领导下做的最突出的一项工作,就是起草或参与修改一个提纲、一个条例、一篇文章。提纲是《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简称《汇报提纲》),条例是《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条》),文章是《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简称《论总纲》)。

《汇报提纲》是当时派往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的胡耀邦、李昌、王光伟组织起草的,最初的题目是《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胡耀邦、李昌他们前后写出了三稿,第二稿和第三稿胡耀邦都送给了邓小平审阅,第二稿曾送胡乔木和我征求意见。邓小平对这件事情非常重视,8月26日专门找胡乔木等人谈话。当时的政治形势相当复杂,邓小平要胡乔木转告胡耀邦他们:科学院的稿子涉及问题太多,不必要地太锋利,站不稳,科学院又是一个有争议的单位,话说多了要说得稳当很困难,话少说一些,不要什么话都讲得那么凶;要他们在群众中少说话,等提纲改好了,国务院通过了,毛主席批准了,让提纲自己说话,让群众在讨论提纲时自己说话。他说,这个文件很重要,要加强思想性,多说道理,但不要太尖锐,道理要站得住,攻不倒。他还要政研室参加修改工作。

从邓小平那里领了任务回来,胡乔木先让我改。我花了两三天时间搞出一个毛坯,主要是在结构上作了一些改动,压缩了篇幅,有些地方作了改写。然后交给胡乔木,由他组织人再作讨论和修改。改出来的文件稿是第四稿,题目改成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这一稿采纳了我改的第一部分的题目,即“中国科学院科研工作的方向和任务”,还采纳了这一部分所规定的三个方面的任务,即经济和国防中综合性科研任务、新兴科学技术研究和基础科学研究的内容。值得一提的是,胡乔木在修改的稿子第二部分“坚决地全面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科技路线”,增加了毛主席有关科技工作的部分论述,编辑为10条。下面我会说到,正是这个内容引出了麻烦。

9月3日“读文件”时,邓小平看了提纲第四稿,说这个文件很重要,不单管科学,而且对文化教育各部门都有用处。这月下旬,邓小平要求政研室编出一个马、恩、列和毛主席关于哲学不能代替自然科学的语录。胡乔木把这件事布置给了我,我带领几个人查阅了一整天,一直工作到深夜才搞出来。

第二天,我才知道编这个语录是为了这天供国务院讨论《汇报提纲》时用。这天是9月26日,邓小平在国务院召开会议,专门听取胡耀邦、李昌、王光伟有关这个文件的汇报。参加那次听汇报的还有副总理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王震、谷牧、孙健和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国防科委、国防工办、教育部的负责人,政研室是胡乔木和我参加。邓小平一边听胡耀邦等人汇报,一边插话,谈了许多意见。他说这是一件大事,要好好议一下。还指出科研上不去,会拖整个国家的后腿。对当时科研队伍青黄不接、科研院所打派仗、批“白专”、科研人员学非所用、老科学家靠边站受打击、科研院所各级领导班子充斥一批造反派、科研没有后勤保障,等等“文革”以来的混乱现象,邓小平给予了严厉批评。记得汇报中我插话谈到哲学不能代替自然科学、自然辩证法刊物很重要的意见时,邓小平说:刊物太少了,没有刊物也不好发现人才,有个刊物可以教育人、发现人。最后邓小平作了讲话,就整顿科学院、加强科学研究工作提出系统的意见。这个讲话后来收入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目是《科研工作要走在前面》。最后,邓小平要求将《汇报提纲》再作一些修改,然后送毛泽东,印发政治局。

送给毛泽东的是第五稿。邓小平去毛泽东那里汇报,没有想到毛泽东没有认可。那个“毛主席论科技工作的语录”用黑体字引用了一句毛泽东的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毛泽东说不记得自己说过这个话。邓小平说马克思也讲过这样的话,毛泽东还是记不得自己说过。邓小平回来后让我们查证。查阅的结果,这条语录引用的是“文革”期间编的《毛主席论科学技术革命》的内部资料,这个资料上注明是毛泽东1963年12月听取中央科学小组聂荣臻汇报《科技工作十年(1963—1972)规划》时说的。我参加过那次汇报(也就是我前面说的邓小平在场的那次汇报),于是找出了当年的原始笔记,记录中确实没有这句话。为了慎重,我还建议找来参加过那次汇报的韩光、张劲夫、范长江的记录查对,结果一样。毛泽东的原话是:“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文革”期间这类语录资料编得很多,资料来源不一,无法做考订工作,胡乔木不经核实就采用,结果带来麻烦。10月下旬,毛泽东将《汇报提纲》退回来,邓小平要胡乔木再作修改。胡乔木又主持改出一稿,算是第六稿。

第六稿改出来后,又送给了邓小平。但是这时邓小平已经受到毛泽东指责,因此,稿子没有再送毛泽东。需要提一句的是,后来“四人帮”批判“三株大毒草”时,被当做“大毒草标本”的是胡耀邦他们写的第一稿。

我有一个观察:《汇报提纲》写作的时间很长,修改的稿次最多,邓小平对这个文件也特别关注,花的时间很多,谈的意见很多很具体。邓小平显然是希望它像铁路、钢铁行业那样,成为全面整顿的又一个突破口,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四人帮”直接控制的文化教育领域。

《工业二十条》

《工业二十条》是国家计委起草的,政研室参加了修改。这件事的动议要早一些。

“文革”以来工业企业管理极为混乱,生产破坏严重。这年上半年,铁路、钢铁等行业的整顿初见成效,但是工业生产的全局情况还没有好转。6月,邓小平提出要召开长期规划务虚会。他说,前一段解决铁路问题、钢铁问题,都是一个一个地解决,光这样不行,要通盘地研究。

不久召开的长期规划务虚会上提出搞一个关于工业问题的文件。“文化大革命”前曾经有一个“工业七十条”的文件,那个文件就是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当时是为了恢复在“大跃进”运动中被废弛和破除的工业企业规章制度。这时为了整顿被“文革”破坏的工业企业,又提出制定一个工业方面的文件。这个任务交给了国家计委,开始共有14个方面的内容,所以简称“工业十四条”。邓小平要政研室参与讨论、修改这个文件,我和邓力群参加了一些工作。

8月18日,邓小平主持国务院会议,讨论这个文件的草稿。我和邓力群都参加了那次会。邓小平首先肯定文件的草稿基本上是好的,然后提出要增加几条内容:以农业为基础;按劳分配;质量第一;加强责任制;建立固定的商品出口基地,进口先进技术。讨论中,邓小平谈了许多重要意见。谈到按劳分配时,他说,不管能力和贡献大小,不管劳动轻重,工资都一样,不能调动劳动积极性。计件工资不能完全否定,有的工种只能搞计件。现在要研究一下哪些工种应该计件,哪些不应该计件,使计件的合法化。讲到建立固定的商品出口基地,邓小平说,这是个大政策,中央批准后,就这么做。他还说,搞年度计划很难考虑大政策,现在搞长远规划,我们就有可能也有必要考虑制定一些大政策。谈到规章制度时,会上有人插话说,下面问什么是必要的规章制度。邓小平说这个问题提得好,是对我们的批评,要求我们制定必要的规章制度。过去一段把规章制度废除了,积重难返。规章制度的关键是岗位责任制。他说:“什么事情都要有章程,这个文件就是加快工业发展的章程。有了总路线,如果没有各种具体路线、具体政策,总路线就是空的。”这篇讲话后来也收入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目是《关于发展工业的几点意见》。

这次会上,邓小平还讲到党的整顿。他说,不但各行各业要整顿,党也要整顿。他举了浙江“双突”(即“四人帮”帮派分子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例子,说不只是浙江一个省的现象,全国各省、市的一些地区和单位都不同程度地有这个问题。不整顿不行,不整顿,我们这个党就成问题。他提出,今冬明春,在整党的同时,要腾出时间来搞好企业管理、生产秩序、设备维修等。

我们回到政研室,将邓小平的讲话内容作了传达。这个文件后来按照邓小平的意见,增加为20个方面的内容,才简称为《工业二十条》。

《论总纲》

“论总纲”是一篇阐述毛泽东当时的“三项指示”及其关系的文章。毛泽东的“三项指示”是:学习理论、反修防修,以安定团结为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项指示是毛泽东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提出来的,把它们概括为“三项指示”并提出要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是邓小平。邓小平多次强调“三项指示”不可分割,但是他强调的真正重点实际是后两项指示,因为他领导的全面整顿的核心就是实现安定团结和经济重建。我有一个看法,理论只有表现为个人的思想时才是彻底的,而形成党的文件有时要在一定程度上作出妥协。所以,邓小平强调“不可分割”,我理解并不是真要将三者平列,而是一种政治策略。

根据邓小平的思想,胡乔木提出写一篇文章,阐述“三项指示”的关系。9月19日,胡乔木向邓小平汇报了政研室写这么一篇文章的想法。邓小平很赞成,他说这篇文章很重要,要求抓紧写出来,还说写好以后他可以约几位副总理一起讨论审查一下,然后再送给毛主席看,毛主席同意了就可以交给政治局议,政治局批准了就可以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邓小平还说:今冬明春要整党;军队要整顿,地方也要整顿,工业、农业、文教、文化等都要整顿。这之前五天,他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上的讲话,已经第一次表明了全面整顿的思想。

第二天,胡乔木向我们传达了邓小平的谈话,把写文章的事交给了邓力群。10月上旬,由邓力群负责,胡绩伟、余宗彦等四人起草,四人中胡绩伟是主要执笔人。第一稿的题目是《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写出来后,我参加了讨论,认为很好。胡乔木对这个稿子很不满意,认为稿子用批判和论战的语调写不好,应该正面讲道理。10月中旬,邓力群他们拿出第二稿,题目改成了《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胡乔木仍然不满意,要胡绩伟、龚育之重新写,但是因为当时已经准备要胡绩伟、龚育之去西四院工作,所以只要他们拟了一个提纲,没有写成稿子。胡乔木又让吴冷西另起炉灶。1月初,吴冷西起草了一个稿子,题目是《坚决执行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可是这时“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已经山雨欲来,所以没有再拿出来。

上面说的三个文件,当时都没有正式下发或公开发表。《论总纲》的起草易手于吴冷西以后,写出的稿子连胡乔木也没看过,更谈不到邓小平审阅了。后来“四人帮”批判的是被胡乔木否定、胡绩伟等起草、邓力群送给胡乔木看过的稿子。邓小平是粉碎“四人帮”之后才看到那个稿子的。《工业二十条》邓小平只是看过第二稿。《汇报提纲》因为毛泽东没有表示同意,中央政治局自然也不会讨论。“四人帮”后来批判的不是经过国务院讨论的第四稿和毛泽东说他不记得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的第五稿,当时这两稿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倒是后来把这三个文件当做“三株大毒草”批判时,人们才得知这三个文件,反倒引起人们对它们表示广泛的同情和赞成。

《思想战线》和《化石》杂志

《思想战线》是学部筹办的一个理论刊物。前面说了,筹备建立政研室时,邓小平就提出政研室要帮助学部办一个理论刊物,而且几次强调这个刊物很重要,要抓紧。当时《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都控制在“四人帮”手里,为了掌握和影响舆论,就必须在“四人帮”控制之外另办刊物。

8月,学部新的领导班子组建起来,政研室开始帮助学部筹办刊物。刊名起《思想战线》是胡乔木的提议,当时云南也有一个叫《思想战线》的杂志,不过它是地方刊物,发行量不大,所以最后还是定了这个名字。学部就创办《思想战线》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了报告,10月,毛泽东圈阅了这个报告。胡乔木告诉我们邓小平对这个刊物很重视,催了好几次,要求赶快办起来。胡乔木还传达了邓小平的指示:《思想战线》的重要文章要交政研室审定,有些文章还要送党中央和国务院审查。

《思想战线》虽然办在学部,但实际上政研室给予了直接指导和帮助。这种指导和帮助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政研室组织和写作文章,在刊物上发表;二是为刊物出题目;三是帮助刊物审定一些重要文章。我手里还保存着一份《思想战线》1976年第一季度选题目录,包括第一、二、三期的题目,总计近百篇。邓小平也给政研室出题,要求政研室写文章。9月19日,胡乔木向邓小平汇报写《论总纲》文章时,邓小平就出了两个题目,一是整顿党的作风问题,二是“双百”方针问题,还要求政研室以后每个月写出一篇。遗憾的是,《思想战线》正准备出刊时,“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就开始了,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

实际上,邓小平多次说过除了办一个综合性理论刊物,还要多办一些刊物。他在同政研室负责人谈话时说:学部可以出好多刊物,哲学、经济学,每个所都可以出。我前面说过,9月26日那次国务院会议上他就说刊物太少了。那次李昌在汇报中提出要办一个自然辩证法刊物时,邓小平说:为什么只搞一个?主席对《化石》都有批语。过去有多少刊物?现在多少?

毛泽东对《化石》杂志作批语是怎么回事?《化石》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研究所主办、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一个科学普及刊物,1973年创办。1975年,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毛泽东看到了这个刊物,还写了批语,要求印成大号字送他看。8月27日,中央专门发出将《动物学杂志》、《化石》两刊印成大字本的指示。这个杂志的编辑得知消息后,于9月6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9月16日,毛泽东将这封信批给邓小平、姚文元:“请考虑,可否将此信印发在京各中央同志。”还给这封信加了个标题《一封诉苦的信》。毛泽东批示第三天,邓小平就告诉了政研室负责人,他说:《化石》这样的刊物主席还这样关心,学部办的综合性理论刊物主席还会不关心?他抓住《化石》杂志的事,多次批评刊物太少的现状,实质上也就是批判“四人帮”搞的文化专制主义。

顺便说几句,《思想战线》还在筹备中,就引起了“四人帮”的注意。粉碎“四人帮”后,我看过上海的“四人帮”写作班子头头朱永嘉的一个交代材料。朱永嘉交代说,1975年夏天他们打听到政研室和学部要办《思想战线》,就感到这是一个全国性理论刊物,上面是邓小平管,“四人帮”管不着,将来出来肯定是《红旗》的对立面,一定会与《红旗》唱对台戏的。所以,朱永嘉赶紧向张春桥、姚文元禀报。这倒是《思想战线》在当时的地位和作用的一个很好的反面证明。

两个材料

前面说了,邓小平第一次同我们集体谈话,就要求政研室收集文教方面的材料。政研室对这项工作作了布置。理论组的几个同志花了不少工夫,查阅那几年的报刊,还作了统计。郑惠在查阅中发现报刊上的文章引用毛泽东关于文艺方针的话,只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推陈出新”,不引“百花齐放”。这被看作是一大收获。他们把收集的这方面的情况整理出两个材料,一个是报刊上宣传“百花齐放”方针情况的材料,一个是报刊上宣传“三突出”情况的材料,主要是反映当时“四人帮”控制的文艺单位和写作班子在文章中取消毛泽东“百花齐放”方针,以及文艺创作强调搞“三突出”。胡乔木把这两个材料送给了邓小平。九十月间,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比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可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看来送给邓小平的材料,是起了作用的。

《创业》和李春光的大字报

政研室收集材料除了送给邓小平本人参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经过邓小平转送毛泽东。毛泽东对故事片《创业》作出批示,就是政研室通过邓小平向毛泽东转呈材料的结果。

《创业》是一部反映大庆石油会战的故事影片,拍摄出来后,竟被江青等人罗列10条“罪状”,打入冷宫。该片编剧张天民忍无可忍,给毛泽东和邓小平写信状告江青对该片的压制。张天民通过关系将这两封信转给了胡乔木,胡乔木送给了邓小平,邓小平将信送呈毛泽东。7月26日,邓小平主持我们“读文件”时,收到了毛泽东对张天民来信的批示。他当即给我们宣读:“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念完毛泽东的批示,邓小平说:文化部太粗暴,连《创业》这样的好影片也不让放映,还有什么百花齐放?!

政研室很快就把这个情况传了出去。我有一次去天津,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时任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的孙敬文。孙敬文原是石油部副部长,他把消息转告了当时的石油部部长康世恩。当时江青正为《创业》的事追逼康世恩,但康世恩心里有数,敷衍了江青一通,没有被江青唬住。毛泽东批示的消息在文艺界不胫而走,许多人兴奋不已,奔走相告。中央音乐学院教师李春光写了一张大字报,拥护毛泽东的批示,痛斥“四人帮”的行径。政研室得到了大字报的抄件,又通过邓小平转呈毛泽东,毛泽东看后批给邓小平:“此件有用,暂存你处。”压制《创业》的图谋被挫败,江青等人十分恼火,但有毛泽东的批示,他们不敢有什么动作。“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以后,他们才得到报复的机会。

聂耳、冼星海音乐会

这样的信不止一两件。故事影片《海霞》也是一部被“四人帮”压制的作品。该片编剧谢铁骊、导演钱江给毛泽东写信申诉,请政研室转呈。政研室也是通过邓小平转交的。7月29日,毛泽东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30日,邓小平主持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审看该片,同意按作者修改过的影片公开放映。8月8日“读文件”时,邓小平讲到《海霞》风波,说影片可以放映,文化部压制是不对的;文化部对一些问题的处理很成问题,现在的文化部恐怕办不好《人民文学》这个刊物。这是继影片《创业》通过发行后,对江青等人的又一次反击。

就我自己来讲,也亲身经历过一件转信的事。前面说过,政研室负责人分工时,我负责收集材料和日常工作。文艺本来是我不熟悉的领域,认识的人也很少。但是在同“四人帮”斗争中,这个方面非常重要,我也就力所能及地做些工作。那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陈莲常来看我,她是延安时期新华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孟起予的女儿,毛泽东曾经亲笔在她的来信上写下“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批语。她时常给我反映文艺界的情况。江青在文艺界一手遮天,除了她抓的“样板戏”,其余作品一律不许表演。1975年是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逝世40周年和30周年,陈莲和她的音乐界的朋友酝酿举办纪念聂耳、冼星海的音乐会,以此在江青独霸的文艺界打开一条缝隙。这个事文化部当然不会批准。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我,我和她商量,请冼星海夫人钱韵玲写信给毛泽东。考虑到直接送给毛泽东,可能被江青等人截获,所以我建议钱韵玲另外写一封同样的信给邓小平,由政研室转送,再请邓小平转呈毛泽东和周恩来。后来得知,毛泽东收到了这封信,并且批转给在京的中央领导人,同意举办音乐会。音乐会能举办了,请钱韵玲来北京又发生问题(钱韵玲居浙江)。当时,“四人帮”不许钱韵玲来京参加音乐会。我们又设法由《思想战线》杂志出面约请钱韵玲写纪念冼星海的文章,以请她来北京修改稿子的名义,参加音乐会。音乐会终于成功举办,而且不仅在北京举办,还在上海、广东等地举办。

刘冰等人的信

政研室收集和转呈材料当然不限于文艺界,教育界、出版界、科技界也都包括在内。对教育界的问题,邓小平一直很重视。教育界“文革”以来被破坏得相当严重,而“四人帮”对教育领域的控制也很厉害。邓小平力图在教育界打开整顿的局面,把教育列入了整顿工作的范围,并要求有关领导同志准备文化和教育方面整顿的文件。

他在同政研室负责人谈话时说,教育革命搞了这么多年,还没有作过一次总结。当有人说这些年也有些重要经验,并举辽阳农学院的经验为例时,邓小平不以为然地说:辽农的经验还不就是社来社去?!9月3日“读文件”时,邓小平特别谈到:教育方面存在不少问题,现在老师积极性不高,学生也不用心学,教学质量低,这样下去怎么能实现四个现代化?!9月26日那次他主持国务院会议讨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时,说得更加尖锐:“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还说:“要后继有人,这是对教育部门提出的问题……比如我们提高工厂自动化水平,要增加科技人员,这就要靠教育。”针对“四人帮”打击、压制知识分子的极左做法,邓小平说:“要解决教师地位问题。几百万教员,只是挨骂,怎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毛主席讲消极因素还要转化为积极因素嘛!教育战线也要调动人的积极性。”

清华大学(还有北京大学)当时是“四人帮”直接控制的单位,“四人帮”的骨干分子迟群、谢静宜分别是该校党委书记、副书记。8月份,该校党委副书记刘冰等四人向毛泽东写信,反映迟群的问题。这封信是通过邓小平转给毛泽东的。8月21日“读文件”时,邓小平把这件事告诉了我们。他对我们说:清华有人告迟群发酒疯,你们知道吗?我把他们的信转给毛主席了。10月份,刘冰等人第二次给毛泽东写信。这封信送给了胡乔木,又是经过邓小平送呈毛泽东的。正是从这封信转呈毛泽东后,形势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逆?转

从这年7月到10月,政研室在邓小平的领导下紧张工作,我们虽然感到斗争复杂和任务艰巨,但是心情很愉快。然而没有想到,就在全面整顿工作逐步推进时,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却发生了逆转。这一年,毛泽东为了对“四人帮”有所抑制,支持邓小平进行有限的整顿和调整,但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是根本维护的,这是他的“底线”。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势必也实际上已经开始触及“文化大革命”的极左错误,突破了毛泽东的“底线”,毛泽东就不能容忍了。

10月份,邓小平开始受到毛泽东批评。政研室胡乔木可能最早得知这一信息,但是我完全没有觉察。进入11月,除了一些外事活动,邓小平不大再露面,也不再找我们。这时我才已隐隐觉得又出了什么问题,但不知详情。11月2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个“打招呼会议”,没有通知政研室的人参加,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认为最近一个时期出现了一股右倾翻案风。不久,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拉开帷幕,并席卷全国。

我们心里清楚,所谓“翻案”,当然是指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反击”的矛头也是指向邓小平的,邓小平领导下的国务院政研室自然也要被作为反击的重点。1976年1月中旬,胡乔木同我们政研室几个负责人商量,写了一个报告,请求国务院解除委托政研室代管学部的责任,并建议暂缓出版《思想战线》。胡乔木带着这个报告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表示同意,还说政研室今后听候中央处理。从这时起,邓小平不再管政研室。这当然是“缓兵之计”,但并没有管用,政研室很快就陷入了“四人帮”发起的批判声浪之中。

虽然邓小平不再管政研室,但是政研室同邓小平又有了另外一种特殊“关系”,这就是相同的政治命运:邓小平受批判,政研室也遭围攻。“四人帮”把政研室作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重点单位,污蔑政研室是“邓记谣言公司”,是“右倾翻案风的风源”,企图从这里获取“批邓”的材料。不过,经过了十年“文化大革命”,许多人都变得“聪明”了。在运动中,政研室只有个别造反派跳出来,也有一两个负责人“兜底”揭发,但多数人只是作一些表态性的揭发批判,以敷衍上面。

本文摘自摘自中共党史出版社《百年潮》2000年第7期一书,中共党史出版社独家授权刊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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